通过数字符号“七”解读《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把山东高密东北乡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将不同的历史时期置于其中，娓娓道来中国土地的故事。《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将民俗文化与自然形象相结合创作出了一首人性的赞歌。而其中传统的数字符号“七”作为贯穿小说的民俗隐线，反映了黑孩波折的个人命运。背后所真正呈现的是当时中国底层人民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对自由的追寻。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诺奖评委认为，莫言作品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对于马尔克斯，莫言从不掩饰对他的赞美。莫言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谈到第一次读《百年孤独》的情形：“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就像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卡夫卡一样，非常惊讶，拍案而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莫言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十分明显，他通过马尔克斯看到了中国传统中一些有意思的事。

两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娓娓道来着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上流传已久的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神话传说、神灵崇拜以及人民对生与死、梦幻与现实等问题的看法。而这些充满原始色彩的传统思想文化本身，蕴藏着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数字便是其中之一。

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马克思·韦伯曾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的动物。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因此基于人类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数字符号已逐渐成为文学、宗教、艺术、神话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符号本身所表达的意义早已不再是唯一的配型于其形式内在的含义了。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多次使用数字符号“七”指代某种神话故事和宗教文化，多次夸张的使用构筑出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拉美民族凋亡史。比如：神谕在布恩迪亚家族由出现到发生整整经历了七代人，奥雷亚诺分别和十七个姑娘生了十七个私生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十七个儿子被神父在额头画灰烬十字以证明身份，最后这个灰烬十字成为敌人射杀他们的重要标记。墨尔基阿德斯留下来的羊皮纸卷则像《启示录》所说的“有七印的书卷”，约翰说书卷的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注释：老布恩迪亚逃离家乡的直接原因是他愤怒的决斗中杀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此处化用的是《创世纪》中该隐杀弟的情节。该隐杀死亚伯后，遭到上帝的流放，并被上帝做上标记，上帝说凡是杀该隐都会遭到七倍报应。因此在《百年孤独》中，神谕在布恩迪亚家族由出现到发生整整经历了七代。同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十七个额头被画了灰烬十字的儿子皆被烙上了“该隐之印”最后全部死亡。羊皮书卷的七印是《圣经·新约·启示录》中描述有关末世的一个概念，它也预示了马孔多绚烂文明的消失。）

作品中的数字符号“七”在马尔克斯的笔下以《圣经》中威严神圣的一面，预言和构筑了布恩迪亚家族以及马孔多小镇由繁华到消亡的宏大场景。马尔克斯对蕴含圣经神话的“七”抱以敬畏以及恐慌，它既是绚烂的文明，也是殖民者的利器。同拉美民族经历的历史苦难一样，虽与殖民者的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可历史的结局，依然是那个繁华原始的土地失去了最初的文明，它存在着，却又走向凋零。

《透明的红萝卜》中同样对于“七”这一数字符号进行了广泛运用。莫言无疑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他总是能够从中国乡村寻常又神秘的自然物身上发掘潜藏的意义，赋予事物丰富而独特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往往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及神秘性，同时又渗透着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小说中数字符号“七”则以其中国传统的涵义，在讲述黑孩命运的同时思考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主题。

小说中的“七”以第七个桥墩的形式出现。在第七个桥墩前，黑孩站住了，然后双腿夹住桥墩的菱状石棱，一耸一耸地往上爬。他手中的手绢已经不白了，上边的月季花还是鲜红的，黑孩转了一下念头，解下手绢用口叼着，费力地爬上去，把手绢塞到石缝里——

善美之意

九孔石桥的第七个桥墩，在其桥墩与桥面接触的地方有道石缝。从菊子姑娘身上感受到温情的黑孩坐在姑娘的座位上，不断地扭动着身体，变换着姿势，一直调整到眼睛跟第七个桥墩上的那条石缝成一条直线时，才稳稳坐住，双眼紧盯着石缝里那东西。开始为将手绢珍藏在石缝里做考虑。此石缝正对应《说文》中给“七”的解释：“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斜出也。”阳的正气是一,“七”这个字，就是“一”字的中间有微弱的阴气从它的中间穿过。即是“七”产生出来的事物都从属于“七”。正如小说中黑孩情感故事的种种发展都是由此时开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七”是阴阳五行之和，这种“和”与“真”、“善”、“美”有着密切关系。小说中菊子姑娘没有像别人一样拿黑孩的可怜取乐。不论是菊子的母性，还是她大姐姐的那份关心，都是重新点燃黑孩内心深处早已泯灭的温情的火种。初见面时，菊子关怀的话虽未得到黑孩语言的回应，却在他动了动的耳朵和嘴角上漾起的微笑中得到了答案。黑孩将手绢藏入第七个桥墩是对这份“温情”的珍藏，而手绢本身，又代表着那个时代少有的善良与热枕。因此，即便黑孩咬伤过菊子姑娘或菊子姑娘眼睛受伤和他当时帮助小铁匠打小石匠有关……如此种种，都无法湮灭整个故事本身这份美好的存在。

天道循环

小说开始黑孩的形象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他饱经家庭的暴力与冷漠从而沉默而木然。从他遇到小石匠和菊子姑娘开始，对情感体悟的逐渐增加使黑孩慢慢活泛了起来，他更是在拉风箱的工作中展现出了好强的自尊心。直至小说结尾，小石匠和菊子姑娘从工地消失了，队长把黑孩的新褂子、新鞋子、大裤头子全剥下来扔在墙角，黑孩一丝不挂地离开了。

作为一个孩子，最初他经历过亲情的呵护，直至父亲远走不返，他在后母的虐待与冷漠中自闭不言，当菊子姑娘的关怀重燃黑孩对亲情的渴望时，他又失去一切重新回到了那个“孤独”的自己。可是，小说的结尾并未完全走向消极的一面，而是以“黑孩钻进了黄麻地，象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扑簌簌黄麻叶儿抖，明晃晃秋天阳光照。”的结语给人以希望。

中国古代典籍中，“七”最早出现于《周易·复卦》，其爻辞为“复: 亨。出入无疾，朋友无咎;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郑玄谓：“复：反也，还也。阴气侵阳，阳失其位，至此始还反。”复卦卦辞的核心思想被理解为一阳来复的周期循环，一切矛盾问题皆可在事物循环转化的过程中得到圆满解决。同黑孩命运中温情的得失交替一般，同那个时代贫苦艰辛的人民无法自己把握的命运一般，亦同这个民族和国家迷茫的前路一般，天道循环，利有攸往，万事万物的重复与前行无法阻断。天地自然之下，一切生物包括人的生命力量都是那样渺小和微弱，但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在任何苦的背景下，却从不是消极的等待上天给予希望之光。虽然斗争的结果大都是以生命力量的消失为结局，但是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败，更显得辉煌与悲壮，给平凡脆弱的生命增添了无形的魅力，也使得小说在黑暗时代的底色上闪耀着“生”的光芒。

《彖传》解释复卦卦辞言：“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是说周期性的循环往复是天地运行的中心法则。《系辞》言：“复，小而辨于物”，复卦卦象之中，上坤下震，震卦微阳不为坤卦的五个阴爻所蒙蔽，自能辨别是非，特立独行于善道。小说中行善道之人，就是第七个桥墩中手绢的主人——菊子姑娘。她身处一众嘈杂世俗的妇女之中，不改本心的真诚纯洁。处于这个丑恶无情的社会之中，却仍对善良满怀热枕。她纯良的“天地之心”犹如复卦中小而精微的一阳爻，却终究难以抗衡阴爻之心的险恶。小说开篇丑恶的队长说：“黑孩儿，你这个狗日的还活着？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就仅仅在于复卦初爻所象征的一点良知而已。

菊子姑娘的离开并未带走整部小说的“天地之心”。因为这颗心仍在黑孩眼中，他的“天地之心”贯通天人，在天地之间化作万物生机。在小说结束老头的泪水中，仁心复起，天道循环，七日来复，复人之本心与人之本性，“七”自成小说中人性失与归的循环。

天地方位

神秘的数字符号往往能够从内部解构分析。《汉书·律历志》中写道: “七者，天地人四时之始也”，即“七 = 天地人 +四时 ”，其表明的是一种空间观念的认知，即天( 上) 、人( 中) 、地( 下) 加上象征二维空间的东西南北(四时也就是四象)，所组合而成的极限空间概念。这个空间概念不仅仅是对藏有手绢的第七个桥墩进行的定位，还是对作者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县以及他童年回忆的定位，因为黑孩其实就是莫言自己。1956年莫言出生于高密县东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极左路线从五十年代末期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他家是上中农成分，因此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1967年，莫言十二岁，因为生活条件很差，莫言也要帮着爸妈挣钱。他在水利工地旁劳作之余，因饥饿难耐，偷拔了生产队一根红萝卜，被押送到工地后专门为其召开了一次批斗会，回家后遭到父亲的毒打。这个惨痛的记忆一直深深刻在莫言的脑海里，便也造就了《透明的红萝卜》。

在那个被定格的天地方位中，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的错误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结果是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供给严重困难，人民的生活变得日益痛苦不堪。而在这一时期更发生过三年颗粒无收的自然灾害，导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饿死乡间。国家政府方面，一部分官员失去了抗战解放时的斗志与信仰，开始腐败堕落。黑孩他便生活在这个极限时空之中，那座桥第七个桥墩就像一个坐标，把公社劳动、吃大锅饭、饥饿的孩子、迷茫的群众以及丑恶的官员都集合在了以九孔桥为中心的四周，展现着一个令人心痛的，血淋淋的时代图景。

小说中的黑孩似乎是是中国人民能够在任何严酷的条件下顽强生存发展的生命力的象征。他以一人承受这一时代缩影中的种种苦难，又以惊人的适应力和承受力顽强地活着，展示自己对现实的超越与征服。而这也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骨子里所具有的永恒与命运抗争，顽强不息的精神品格。“黑孩”对生命意识力量的追踪使得小说整体上的悲剧色彩变得微不足道，于无声处展现着积极的力量感和生活的激情。

自然崇拜

在中国民间，民俗以其强大的习惯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人们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宗教信仰，都鲜明的烙印着民俗文化的印记。声称“万物有灵”的莫言从小就深受民间鬼神观念影响，因为他的故乡高密是一个充满“泛神论”的农村，那里乱窜着黄大仙与狐狸精，来自早期人类巫术文化的原始传统信仰仍旧存在。

在中国北方，一种具有地方特色极为古老的文化传统长久存在。那就是萨满信仰传统，这是一种以万物有灵论为理论根基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信奉灵魂存在，赋予万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崇拜火与自然力量，而萨满文化对数字符号“七”的崇拜十分突出，因为“七”代表太阳。据现代学者考证，“七”作为文字，最早写作“十”形，这种用法一直沿用至秦汉之际。“十”形恰恰象征了太阳之数或太阳运行之道，叶舒宪先生认为:“太阳(太极、一) 从黑夜结束时升起，带来了黑暗与光明交替的二分宇宙( 两仪、阴、阳、二) 和天地人三才并立的现实世界( 二生三)。”这一点正与天道循环及天地方位的说法相对应。

回到莫言小说本身，主人公黑孩就像一个“自然的精灵”，拥有着对大自然令人不可思议的敏锐感觉。他可听到空气的歌唱，动物的鸣叫，看到鸟兽、植物以及环境中其他物体的形形色色的神态，这些声音与画面都无一例外的呈现着勃勃生机与触手可及的灵性。黑孩对自然万物的追求都源自于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他的美好，而这些温柔和美好，也正是饱受苦难的黑孩在内心深处想要追寻的自由和满足。作者通过黑孩的眼睛与耳朵给我们展示着与无情现实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万物皆有灵性，众生相兼的东方传统世界。

小说着重描写黑孩的耳朵和眼睛，他那小兔似的耳朵与深邃透彻的眼睛，到后来他对“透明的红萝卜”的追寻，都在说明黑孩的灵魂是一只有灵性的兔子。在莫言的创作中对于灵魂与神灵附体的信仰大量存在，像《丰乳肥臀》中，莫言说过“在高密东北乡短暂的历史上，曾有五个因为恋爱受阻、婚姻不睦的女性，顶着狐狸、刺猬、黄鼠狼、花面獾、猞猁的神位，度过她们神秘的、让人敬畏的一生。”而黑孩则应属于动物托生而来，因其灵性而明显有着自己法库加（转生之魂）的本相。

小说中黑孩从不怕冷，当十分强壮的老铁匠都穿上棉袄时，他仍然光背赤足，且没有半点瑟缩。他被刚钻子的火星烫出泡，却丝毫没有痛感。他用手去抓热铁，那铁像知了一样在手里滋啦滋啦地响，把手烫得冒出黄烟，可他却不慌不忙，仿佛在从皮肉的痛中获得一种快感。拉风箱的黑孩眼神里总跳动着让他心荡神迷的火苗，他眼中透明的红萝卜尾巴上根须像金色的羊毛，萝卜里还流动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他所触所见，一举一动似乎都在追寻着那份光和热。萨满信仰认为火源于天界，最神圣、洁净，也最亲切，它能够洗涤一切污秽。而黑孩所追寻的正是那光明所象征的美好，即便全文贯穿着悲凉与孤独，可那生命的火光却从未缺席，黑孩拉着风箱，摇晃着大脑袋努力的模样，无不氤氲着一股坚韧的生命力。

结语

中国土地上的人民在对生的本能追求和必然走向死亡的结局之间挣扎，在对原始生命力的坚守和残酷无情的现实摧残之间，选择用蓬勃生命反抗生命的压抑。黑孩从始至终一言未发，他以无声的隐忍，自尊的倔强反抗他所认为的不公平的一切。他眼中勃勃生机的万物是他心灵对生命自由的渴求。他如蝼蚁般生存于此极限空间之中，本能地不愿放弃一切可以生存的机会。同那个时空大部分人民一样，大家时刻就站在死亡的对面，人们已经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心中只有那一个“活下去”的念头，虽然已经抗争的麻木，却仍不可忘记那“透明的红萝卜”，因为唯有希望可得救赎。

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没有找到“透明红萝卜”的黑孩被队长扒光了衣服，他转身走了，起初还害羞似的用手捂住小鸡儿，走了几步就松开了手。他钻进黄麻地，像鱼儿游进了海。那黄麻叶儿抖，明晃晃阳光照。小说结尾了，黑孩又回到了那个没有亲情、同情、没有爱的世界，可是阳光、自然、这片土地以及他的生命力，都没有放弃生机。同所有魔幻现实主义一样，莫言小说中展现着悲凉的国土，黑暗的现实，却也未曾忘记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永不放弃的人民，因为他们都在用生命呐喊“活下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什么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