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前夜召开的。
会议时间是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就从西柏坡转移到了北平,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了那段具有极其预见性的话: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被收录在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其核心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共产党要以怎样的政策、方针来应对接下来的局面?
这里面就包括了:
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工作重心从乡村开始转移到城市;
在城市中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
继续开展土地革命;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开展外交工作;
应对新的和平谈判;
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实行统一战线;
而这所有一切工作中,又以经济工作,即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最为重点的工作和需要探讨的内容。
因为像继续革命解放全中国、土地革命、和平谈判、统一战线,都是共产党此前已经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的工作,此时不过是告诫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完成最后的解放任务。
而外交方面,虽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可以在平等基础上同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毛泽东当时也很清楚,新中国的成立,其中本就包含着推翻帝国主义这一项重大革命内容,这意味着此前帝国主义与南京政府签订的种种既得利益的条约统统作废,我们将坚决不予承认。比如蒋介石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双边协定》、《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等,那么必然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短时期内承认新中国,因此,帝国主义是否承认我们,并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此时还不宜着急去解决。但是只要在平等原则上,愿意同我们做生意,那么我们还是愿意同他们做生意的。
“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所以,其实外交方面,当时也没有需要过多讨论的空间。
后来,很多人说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有关门主义、排外主义,其实这种说法非常无知,不是我们关门,而是人家要封锁你,谁叫你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呢?
所以,按照那些人的说法,那意思就是不要打倒帝国主义,不要打倒侵略者,让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肆意妄为,以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那才不是他们口中的“关门主义、排外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中,特别值得我们讨论,以及对后来一直有着持续争议和影响的内容,是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讲当时的经济构想,以及对后来产生的种种影响,这样也方便我们理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的经济措施。
要理解新中国的经济构想,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只有建立了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属于什么范畴呢?当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生产关系有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否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生产者之间是否平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第三,产品的分配方式(按生产资料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配)
而这三个方面里,最为核心和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因为它可以决定着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形式。
比如封建时期,地主拥有土地,那么自然决定了他们处于剥削者的地位,被剥削者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跟地主的平等,同理如何分配也就是地主说了算,而不可能真正的是农民说了算。
当然,农民起来斗争能够得到一定的地位和分配形式的改善,但是只要不触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那么这种改善都只是地主暂时作出的某种让步,不会从根本上触及生产关系中后两项的变革。
反过来,如果地主对土地的所有制变更了,比如开展了土地革命,农民手里有了土地了,不用再依附于地主而生活,那么后面两项生产关系里的内容,就很容易变革。
所以,生产关系起到核心决定因素的东西,只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
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亦或是封建主义,最为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也就是说,从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讲,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在于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至于,这个理论后来是不是还成立,或者是不是被修改过,那么我们暂且不说,但是至少在毛主席时代,一直沿用的衡量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有了这个理论,我们再来看新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方向,我们才可以看得懂。
那么,既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那么我们在变革生产关系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而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构想,始终没有脱离以上两个基本观点,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而一切的斗争、一切的挫折,也始终是围绕在这两个基本观点之上的斗争和挫折。
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即将开展的经济工作,作了这样几个方面的构想:
第一: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如果不坚持这一点,把革命的领导权、经济战线上的领导权交到了资产阶级那里,那么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所以,不管是革命战线还是经济战线,乃至一切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第一个核心关键的点,就在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者他们的什么党来领导。
第二:新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国家,其必然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大量的个体经济、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个体手工业经济等等。
我们上面说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还保留着大量小农经济、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的时候,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跨越到社会主义,即将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公有,那么也会造成剧烈的社会矛盾,比如资产阶级会起来反对你,相应的社会制度还无法保证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意识形态领域也还缺少这种相应的公有制意识,那么种种矛盾就可能爆发。
所以,这种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个体经济,小农经济,必须经过发展、引导、组织、循序渐进的过渡,才能逐渐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第三:占国民经济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能盲目的追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是按照毛泽东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构想来设计的。
其原理就在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不但不消灭资产阶级,而且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我们的土地革命也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这种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总是落后的,所以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把它们向着现代化,集体化引导,不能放任自流。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词语“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用得十分精准。
谨慎地意味着,必须坚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盲目着急的搞社会主义,只要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那么就不能算是谨慎。
逐步地,意味着这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子跨越,只能是采取逐步过渡,慢慢调整的形式,否则也容易犯错误。
积极地,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努力去引导,不能啥也不做,任这种个体经济、落后的小农经济继续发展,否则再想引导那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要积极地去做。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如果眼下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做的,不是放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是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分散的小农经济,以及私有制经济逐步向着公有制发展,而不是放任自流。
这种态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很明确了,那时候虽然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必须有“节制资本”这样一条原则,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发展,其发展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的,如果反之,那么就要限制甚至制止它,放任自流是不可能的。
这种逐步引导,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逐渐把个体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在城市,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在,改造成了国营经济。
你可以说这种改造中存在着过急过快的现象,需要调整得更合理,更符合实际一些,但是你不能说这种改造不对,否则那就不是朝着社会主义前进,而是朝着资本主义前进了。
第四:彻底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资产;
这一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革命的一个内容,而且在经济层面上讲,一旦新中国没收了这些官僚资本,并掌握了这些官僚资本财产,比如铁路、矿山、国有银行等等,那么它的性质其实就变了,从以前国民党时期的私人财产,变成了新中国掌握的公有制财产。
比如以前属于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财产,就变成了共产党掌握的属于国营性质的公有制财产,这种公有制具有全民所有的性质,所以也可以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财产。
这一部分经济,实际上就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因为它是属于公有制的。虽然当时这一部分财产只有全国产值的10%左右,但是一旦共产党掌握,那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不再像以前,属于蒋介石或者某个人的了。
这一部分经济,往往都关乎国计民生,所以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保证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有利于实现上面所说的,逐渐把私有制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上去。
第五:因为还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没有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也就是,在新中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实际上是要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
这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盲目无序的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又不能不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忽视了第一点,会犯左的错误,忽视了第二点,会犯右的错误。
第六 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新中国必须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先进的工业国,没有工业化的建设,那么谈经济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
而要实现建设强大的工业国,就必须处理好同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原则就是必须要有贸易统制。
这个贸易统制,就是说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在平等贸易的原则下来恢复和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这是因为新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上脱胎出来的,如果贸易不能被很好的规范和统制,那么就可能出现国民党时期的,在贸易中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满足资本家和买办的利益,从而使得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都发展不起来。
第七 苏联在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好了,以上是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部分所做的报告的核心内容。
我们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其中关于土地革命、解放斗争、统一战线等等,都是已经很熟悉的工作了,以前我们也对这些内容都有过单独的分析。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分析一下其中关于经济建设的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会为我们将来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史提供很好的根据。
因为实际上,后来的经济建设,就是照着这个构想去实施的,其中有吻合的部分,也有不吻合的部分,但是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对照,看看后来的经济建设和当初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构想到底有什么差异。
我们可以说,在毛选第三卷里讲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内容,承接到七届二中全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朝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设想,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都是连续的,不是割裂开的。
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中,关于经济建设的构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初期,有三年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是因为我们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来的,我们当时的一切制度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制度。
到了1953年,经过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后,我们为什么要逐步地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只要条件允许,我们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是一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只有如何保证平稳过渡,也就是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谨慎地、逐步地过渡,不要因为着急而犯错误的问题,没有过渡还是不过渡的问题。
如果过渡到社会主义早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调整,甚至暂时恢复到新民主主义呢?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原则,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恢复就像打仗一样,暂时的撤退是为了将来的进攻,暂时的弯路,是为了将来的直路,暂时的放弃,是为了将来的拥有。
它是一个辩证关系,而不是说,过渡到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否定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的。
事实上,这也是毛主席一直坚持不能动摇的东西,即是说,你可以调整社会主义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慢慢改善,但是你不能说丢掉社会主义旗帜,这是一个底线和原则,这个底线和原则从七届二中全会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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