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平凡凡地出世了
现在说起来，我的出生已经是80年前的事了。我出生在粤东北的一个山区里。当时，那个地区是比较落后的嘉应州，即现在的梅州市。
我的母亲是被人放在草堆里的弃婴。不晓得碰到什么好运气，被一位路过的女人看见了，把她抱回家去，准备作为她的&34;等郎嫂&34;。这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在我刚能记事的时候，常听母亲闲聊她年轻时候的生活。从中我知道这家人是曾摆过水果摊的。
我是怎样生下来的，我当然是浑浑噩噩一无所知。不过就一般情况说，那时一个妇女要生小孩是神秘而又紧张的。据我所知，当时在我们小县城还没有专门接生的医生。生小孩子的时候，产妇所住的房子，房门窗户全部要关得紧紧，再用布蒙起来，使得屋子里黑咕隆咚，密不通风。据说是怕什么&34;锁子鬼&34;来危害婴儿和婴儿的母亲。
究竟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只有在十多年后，当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我才通过从窗口偷偷窥视，模糊地知道一点个中情况。
我看见有个女人坐在屋角落里，我母亲坐在她怀里靠着，她把母亲紧紧抱住，另有两个女人分坐在母亲脚下，看来是好让母亲使劲用力来挤出小孩时垫脚的。请来的&34;接生婆&34;进来了。她指甲很长，指甲里藏着黑黑的泥垢。那时用具也没有消毒，不知道她是怎样把脐带剪断的。从我弟弟的诞生，我可以推断出，我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赤身裸体带着母亲的血来到人间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的心脏开始公开在人世间跳动了，我的鼻孔也开始呼吸了。
在我诞生的那天，肯定不会天上云中有什么隐约的仙乐奏鸣之声，屋上也不会有祥云缭绕，室内也不会有异香盈室。在母亲分娩之前，也不曾听说有过什么神人人梦。我就这样平平凡凡地赤条条地来到人间了。而且我能够这样无灾无难地出来，这也真算是一个奇迹。
我可以确切地补充一句：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母亲等来的&34;郎&34;，是个白痴，后来他就到南洋去了，而且一去也就永无消息了。
关于我的母亲
我妈妈是在1939-1940年期间去世的，到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年了。她葬在梅县的哪个地方，我也说不清楚了。在1941年，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乡一次，曾去看过她埋骨之处，但现在怎样，四十多年了，她的尸骨想已化成灰了，也无人找得到她的痕迹了。我现在虽然年逾八十，但她当年告诉我的一些苦难的历程和她怎样抚养我长大，直到现在我还深深地记在心中。我觉得她是中国旧社会中的一个可怜的穷女子。她一生下来，就遭到父母的遗弃，受人凌辱又受人鄙视，但她无论受到多大的屈辱，总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生下的孩子抚育长大。现在我只想谈几件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
上面我不是曾经说过她一生下来就给人抱去当&34;等郎嫂&34;吗？谁知左等右等，等了差不多7年才等来了一个郎。而这个郎，经过我母亲三年多的抚养后，却被发现是一个白痴。当她十六七岁还是少女的时候，带他去上街，街上的无赖，就来调戏她：&34;阿 x 妹，你手边带的是谁啊？是你的孩子吗？&34;另外一个人就打岔说：&34;你还不知道，这是她丈夫啊！&34;&34;啊，丈夫？那未免太小了，你为什么不拣个大一点的呀？&34;另外一个人，则又插嘴对我母亲说：&34;你瞧，我不是比你的丈夫大么？你看我合你的意不？&34;还有一个路人，则说了一些对我母亲的处境似同情而实讽刺的话：&34;阿 x 妹，你是一朵鲜花被插在一堆牛屎上！&34;我母亲不敢回答他们的嘲笑，只好红着脸，低头走路。看看手边带的孩子，口边流着口水鼻涕，生得又瘦又小，心里实在感到难受，回到家里就只好关起房门，低声哭泣。
谁知这时她的家婆推门进来，一见她在那里哭，就冒起火来大骂道：&34;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打米做饭！……好生生的不愁吃，不愁穿，我家又没有死人，你哭什么？……&34;这样一骂，更使我妈放声痛哭起来了。
再过几年，那个白痴丈夫年龄也渐渐大了，但身体瘦弱，一点力气也没有，脑子又愚笨。他在家里不仅不能替两个老人当帮手，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所以两个老人看见他这个人不能够有多大的希望了，才在他17岁那年把他送到南洋去了。果然不出所料，一去就了无声息了。于是我的母亲就由儿媳一变而为女儿。两个老人年龄也越来越大，一个没有文化的年轻女子如何负担得了这没有归天的二老？更加以蕉岭县新铺圩唐博岭的豪富子弟欺骗、威胁、诱惑，那女子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等到我长到懂得人事的时候，我妈已经是来到嘉应州同黄体仁同居了。后来，我就把他看成养父。
因为我是妈妈以前生的孩子，所以我在梅县是一向没有地位的。至少是&34;拖油瓶&34;，被人轻视。但我对于妈妈还是很尊重的。我同情和可怜她的身世，她是整个旧中国千千万万被欺凌、被虐待的女子中的一个。
小时候，我认为我妈是能解决无论什么困难的神，一有困难就找妈妈，有时她真能帮我解决好些问题。那时我三岁多了，现在想起来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少吃水果，只在旧历新年前后能吃一点。大家都吃，我妈也给了我一个，但一不小心，把核吞了进去，我就大哭起来。因为家里一个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过，吞了橘子核，头顶上会长出一棵橘子树来。我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就这样安慰我，那样安慰我，可我越哭越厉害。妈妈这时才注意起来，问我：&34;怎么回事，是不是嘴里什么地方疼？&34;我摇摇头，&34;是不是牙疼？&34;我又摇摇头，&34;是不是肚子疼？&34;我还是摇摇头。问到最后，我才含含糊糊说&34;吞了一颗橘子核&34;。
&34;吞了一颗小核那有什么要紧？&34;
&34;……头顶上会长出橘子树来……&34;我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34;谁告诉你的？&34;
&34;是 xx 叔叔对我讲的。&34;
&34;你不要听信他的！不会的。&34;
我不相信妈妈的话，还是哭。
&34;那好吧，我吞两颗给你看看。&34;
于是，妈妈吞了两颗橘子核，这才解除了我的恐怖。妈妈对那叔叔很不满意，批评他说：&34;开开玩笑可以，但不要让孩子害怕啊！&34;
这虽是个小小的风波，但这件事，却久久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我母亲很迷信，对大神要拜，对小神也要拜，拜的菩萨是很多的，有佛教诸神如释迦牟尼、观世音、五百罗汉之类。又有城隍（阴间的州官大老爷）之类的地方系统的神。有根据当年皇帝诏书而封下来的神，有不知根据什么经典由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神，如什么&34;玄天大帝&34;、&34;五显大帝&34;、&34;阴那山什么祖师&34;之类。我的母亲是逢神必拜。甚至离家门很近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木牌位，她也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去烧香跪拜一番。有一次，我对她的这些习惯表示不耐烦，说：&34;我们对许多大的菩萨都拜过了，祈过福了，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当然也就知道，就会照办了，何必又走前去向他们烧香？&34;我母亲很不高兴，对我说：&34;你小孩知道什么？你听妈的话，对所有上天下地的神都低头祈福就是。阎罗王、城隍爷爷当然知道我们是好人，会保护我们，但大神只管大事，小事他来不及管或没有工夫管，例如妈妈常带你出去看戏，半夜才回来，假如三岔路口碰见的凶神恶煞要来勾你的魂灵，城隍爷就未必能管得着了，你如能得到土地爷爷的保护，那不就可平安无事了吗？所以大神有大神的好处，小神有小神的好处，千万不要重这个神，轻那个神，这会使神也不高兴！&34;我当时年龄小，一点不懂得她的意思。现在阅世渐深，觉得她的话，虽然是出自迷信，但在人世间来说也未尝不适用。真是大神有大神的作用，小神有小神的作用，即使你跟大神的关系搞好了，但对下面小神的关节搞不通，也会搞坏事情啰。
我记得我母亲所拜的菩萨，是很多的，我也记不清她拜过哪些菩萨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她拜玄天上帝庙中的一位女菩萨。这个菩萨不是主神，主神是玄天上帝，女菩萨只是主神旁边站立的神，好像是专门保护儿童的，人们称她是&34;桃花夫人&34;。她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背上背着一个孩子，右手还牵着一个孩子，周围还有四五个小孩子围着她。我母亲要我认她做干妈，而我则是这位女菩萨的干儿子。我随母亲每年年初要向她献三牲，并在她面前跪拜，希望她保佑我一年平安，这就叫&34;祈福&34;。也就是先请她吃一顿，请她保护我。年底又去献三牲跪拜一次，叫做&34;还福&34;，就是认为这位菩萨保护我保护得好，感谢她。现在想起来很可笑。我们中国人对神没有虔诚的态度。只是怕有事情发生，要请她帮忙时先请她吃一顿饭，到了年终果然无灾无难，于是又请她吃一次，以表示感谢，他们对神，没有西方人那样虔诚，而完全抱实用主义的态度。
我怎样读起书来
我怎样读起书来？我母亲是个文盲，她虽然知道读书好，但她怎样能够让自己的儿子读书呢？这个问题，在她脑子里好像是从来没有想过。
那时，常常来我们黄家的那些人，好像都是当年的童生或秀才，我母亲那时喜欢听《孟丽君》之类的说唱文学，那些读书人则喜欢谈《西厢记》、《聊斋志异》。在他们谈的时候，我偶然也从旁听了一些。后来有一天，我竟会念起《西厢记》里的词来了。那时还不识字，记得我当时吟的是这两句：&34;蓦然见，风流业冤。&34;但是我读成&34;风流业障&34;。大家很惊奇，说这孩子不识字，怎么会读起《西厢记》来了呢？又问我，书上是&34;风流业冤&34;，你为什么读成&34;风流业障&34;？我说家乡话中没有&34;业冤&34;，而只有&34;业障&34;这个词。
这件事使秀才、童生先生们感到很惊讶，并向我母亲建议：这个孩子可以读书。于是，不久我就真的读起书来了。
那时妈妈正和姓黄的继父同居，因而就由他请了个叫做钟雨苏的来教我读书。他是考秀才考到&34;学台都不敢来的&34;一个童生，因同黄家有亲戚关系，那时没有工作，就在黄家寄食，于是就请他来顺便教我认字读书。
用的什么课本呢？我记不清了，好像读过《论语》，也好像读过&34;天地玄黄&34;，又好像读过&34;天地日月&34;，后者，仿佛还是蔡元培编的。
他教书有点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跟他读。念了几遍以后，就由我自己读，然后就让我背。他喜欢抽一种很长的旱烟管，当我背错一个字的时候，他就用烟管头在我头上敲一下。我妈看到后认为&34;敲头&34;不好，就说老师：&34;小孩有错，你就打他的手掌或屁股嘛！&34;但钟老师固执不听，继续用旱烟管头敲我的脑壳。现在想来，我之所以能认识几个方块字，都是因我的头曾被这个钟老师当作&34;木鱼&34;敲出来的。
辛亥革命前后的所见所闻和经历
我1903年生，1911年辛亥革命就成功了。但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当我只有七八岁的时候，耳朵里就储满了关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传说。
有人说，孙中山同&34;三点会&34;有关系，三点会是反清复明的组织。也有人说三点会就是黑社会，同青洪帮差不多的。
也有人说孙中山有法术。有一次，他的住处明明被清兵包围起来了，但当清兵正要破门而入、着手擒拿他的时候，谁知他却脚踏祥云腾空飞走了。
也有人说孙文真有本事，连外国人都保护他，设法让他逃走。南洋华侨相信他，有钱人宁愿拿出几千、几万两银元来帮助他闹革命。有人还愿同清朝皇帝拼命，组织敢死队，专门用炸弹来炸死那些腐败的官僚，这个办法的确比包龙图厉害。
以上的这些说法，都是听比较同情孙中山的人说的。但也另有一些人，对孙先生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皇朝，表示怀疑。说中国有二千多年的皇帝统治，一旦废掉，天下就必乱！
可是不管你怎样说，局势总是一天天不安起来，一会儿说徐锡麟起义啦，一会儿又说摄政王被刺啦，等等。剪辫子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但又有人怕事，剪了辫子，又做个假辫子接回去。于是就有人说，这些人，在家里露出了剪辫子的头颅，是革命的志士；出门的时候，则又照旧拖着长辫子，是清皇朝的不贰之臣。那时我虽小，但看见这些现象，也觉得奇怪和滑稽。
果然，终于有一天，说革命军打下武汉了，清皇朝快垮台了，嘉应州也要起义了，但革命党、革命军在哪里？这又是谁都看不见的。州官大老爷为什么对这样大的事都不敢管，足见事情不妙！
我妈也很仓皇，躲进城里去吧，又怕像从前长发军用地雷爆破城池一样，大军杀进城后，逢人便杀。躲到乡下去吧，又怕革命军同&34;三点会&34;有关联。踌躇半日，最后才决定到离城四五里地的亲戚家中暂避。
不料事情解决得这样快。她走后的第三天，洋枪噼里啪啦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听说革命党人曾雍甫骑着白马进城了。州官不见了，手握兵权的满洲人白游府被人杀死在衙门里了。城门口已出了安民告示。内容且不去说，就是后面写的年、月、日也与从前迥然不同了，不是&34;宣统三年&34;，而是&34;黄帝纪元二千 x 百 x 年&34;了。以上就是我所听说的和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
听说州官逃跑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也发生了小小的波动。我不是对他有什么感情，或有什么惋惜，而只是想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不见了呢？是他有土遁、水遁的法术么？从这里，我就不禁想起我从前曾经两次看见州官大老爷的情形。
我第一次见到州官是我同家里的佣人水生哥上街的时候。
他牵着我的手正在热闹的十字街头买东西，突然听见&34;当啷&34;一声锣响，有人大声吆喝着：&34;州官大老爷来了，百姓人等回避，肃静！&34;在十字街头纷纷攘攘的老百姓，立即停止吵嚷讲价，分立在大街两旁，肃然无声。水生哥也仓皇地立即蹲下来，叫我跨开两腿骑在他的肩膀上，并叫我用手按紧他的头，而他则举起两手紧紧扶住我的腰，口里细声地叮嘱我：&34;州官来了，你千万不要哭嚷。&34;
果然，不久，那个敲锣的人来了，而且一直敲着走了过去。接着是有四五对肩背&34;回避，肃静&34;红木牌子的当差走过去，再接着是七八个胸前和背上都写有&34;兵&34;字、佩着腰刀的人排成一对一对地走过去。最后才听见人群中有人细声地说&34;州官大老爷来啦&34;。我仔细一看，那轿特别大，四个人抬着，轿里坐着一个白白的国字脸，唇上有两撇粗粗的、尖尖的胡子的人。他走过时，的确特别肃静，悄然无声，同刚才的熙熙攘攘的气氛完全不同。当他的轿子后面的四个佩着大刀的卫兵也走过了以后，我才问水生哥：&34;刚才看见的就是州官大老爷么？&34;
&34;是的，碰见他，可要小心啊，他的朱笔一点，你可就性命完了！&34;
&34;万一我在这时哭嚷起来怎么办？&34;我问。
&34;那……那就遭殃了，……你大则被拉出去当街打屁股，小则吃两个大耳光。&34;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州官大老爷的经过。他给我的印象是&34;白白的国字脸，两撇又粗又尖的胡子&34;。
第二次看见州官大老爷时，我比前一次稍大了一些，那是妈妈亲自带我去的。
那是什么节日，我现在已记得不十分清楚了，好像是&34;立春&34;，这一天州官大老爷要代表皇帝出巡田野，要亲自动手扶一次犁，牵一次牛。
好像这个节日又叫做&34;迎春牛&34;，州官除了扶一次犁牵一次牛以外，还要坐着大轿子在街上打一转。我妈妈很有兴趣要去看看州官，并决定带我一起去。亲戚朋友都劝她说，孩子这样大，抱起来太沉，牵着走又怕给人家冲散……但那时我妈逞年轻有气力，就带着我跑到十字街头，那是州官肯定要经过的地方。但谁知去迟了，州官都走过了。街上的人都告诉她，州官回衙的时候还要经过这条路，州官到田间去，不过是扶一扶犁，牵一牵牛，做个样子就要回来的。你耐心等，是准能够看得见大老爷的。
妈妈真的就耐心站在路旁等着，有时把我背着，有时又把我抱着，有时又让我下来站在她身旁。等了好久，那个敲着锣吆喝着&34;回避！肃静！&34;的人又来了。于是街上的人就都紧张起来，使劲挤到一边，一边口里说着&34;来了，来了！&34;我妈赶忙把我抱起来，站在很高的台阶上。那些抬着牌板执事的人以及佩着大刀的人过后，八个人抬的一张大轿来了，轿子里坐着的还是那个国字形的方白脸，口唇上盖着两撇尖尖的胡子的人，看来同我上一次看见的一个样。但是据说，州官是换过了，所以这次看见的究竟同上一次看见的又有所不同，就是这次更排场一些。据说穿的是朝服，肚皮上有一个绣花的方块，颈项上挂着一串黑色的珠子。轿子是八个人抬的，不是四个人抬的。我妈看到了州官，感到很高兴。但我心里则是觉得这样的州官我以前也见过，不过是白白的国字脸，加上两撇胡子罢了。
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这个方方的国字脸也不见了，据说他逃跑了。像他这样只会坐轿的人，怎么能逃跑呢，而且他脑后面还有一条辫子，谁看见不认识他呢？所以我断定，他准是会玩法术，利用水遁或土遁逃跑的，这是我小孩子的想法。
革命胜利了，辫子也剪掉了，&34;子曰&34;&34;诗云&34;不时兴了。这时我又听到许多新的议论，如&34;物竞天择&34;、&34;弱肉强食&34;、&34;瓜分豆剖&34;、&34;亡国灭种&34;等等。这些话，我过去也曾听说过，但是现在更常听到了。我听不懂，就留心聆听人家解说。总而言之，就是说，外国人欺侮我们中国人，压迫我们中国人；白种人把黑种人当做奴隶买卖，我们黄种人也可能受到类似的遭遇。例如我们家乡的人，到南洋去，就常常被人当做&34;猪仔&34;卖了。所以中国必须自强、自立起来。我就是在这样小的时候，脑子里就有这个爱国心了。
我有时又会问：&34;外国人瓜分了我们什么地方了？我们广东吗？我们嘉应州吗？&34;他们就说&34;不是，但是香港、九龙是给英国人割去了，旅顺、大连是给俄国人和日本人割去了；上海的地方也给英国、法国人租借去了，实际上就割去了一半了；青岛也给德国人割去了&34;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讲这话的人也未必说得清楚。
记得这些人，都是所谓读书人，至少知书识字的。有时也谈论得很激昂，例如说到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法国人打了胜仗，可是结果越南却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了，等等。
尽管这些爱国的议论，也许是在鸦片烟床上谈的，但是，它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孩却不无影响。记得有一句话，他们常常说的：&34;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34;这句话，我当时也不大懂它的确切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念起来顺口，很容易记，而且意思也很好。一句话，我的爱国心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孕育出来了。
辛亥革命以后，过去佩着大刀拿着长矛，胸前、背上写着&34;兵&34;字的士兵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洋枪队。两军相斗，用不着走到身边才挥刀动矛，而是隔着很远就可以扳动枪机，把子弹射出去，把敌人打死。因此我们小孩，八九岁左右的毛孩子就拿着木棍当洋枪放在肩膀上，自口里叫着喇叭的声音，&34;嗒嘀的嗒嘀的&34;，踏着&34;一、二、一&34;的脚步，三三五五列队往来。我有时自己一个人，拿着一根长棍子，在屋子里的天井旁边，叫着&34;冲呀！杀呀！&34;往来奔走。
同时我们这些小孩还三五成群，各自一堆，用水混合泥土，做成小小的弹丸。然后约定一天，大家决战，双方都各找好一个掩护身体的地方，互相用土弹投掷。哪一派的土弹丸投尽了，哪一派就算是输了，然后又互相扭打混战一番。但不管怎样，土弹首先告罄的一方，总是算输了。
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想在孩子们的生活上的反映。
我在辛亥革命时期，惟一的革命行动就是剪了辫子。我本来是宣统皇帝的臣民，后脑勺也留过不长不短的尾巴。大概是9岁那年，我家里才下了极大的决心，叫人给我剪去辫子。记得满洲封建主人关统治中国的时候，曾有多少人因不愿意留辫子而被砍了头。而现在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皇帝已经下台了，还有人战战兢兢留着辫子，恐怕皇帝又会复辟。所以剪掉辫子还是一个革命的行动。记得剪辫子的时候，我周围还围着许多人看，有的人啧啧称奇，有的走得远远地看着这剪辫的行动，恐怕走得太近，将来会惹来麻烦，有的人又为我担心，说：&34;剪掉辫子这没有多大关系，就是恐怕将来连小头颅也有失去的危险！&34;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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