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

从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看毛泽东军事思想

□丘袁锋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主持召开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堪称经典。

古田会议（油画）

　　在《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把“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作为首要问题来批判，相对于其余七个问题来说，这个问题写得最为详尽，显得尤其浓墨重彩，在八种错误思想的表述中占据了大量篇幅。文章这样谋篇布局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单纯军事观点”这个问题在当时红四军内部非常突出，已经到了严重危及军队生存发展的地步，不能再养痈为患。二是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在他看来，军事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解决“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与他后来提出的“政治军事仗”的说法一脉相承，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他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思考的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在思考天下大势，在攻城略地的同时如何着手建立人民政权，赢得天下归心。为此，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那么，毛泽东把“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作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来解决，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要让军队必须筑牢政治意识，使军队明白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让军队深刻理解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简而言之，就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共产党宣言》中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那么，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共产党人的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一大”的纲领很明确，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区分。正如《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除外），开展的都是阶级斗争。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阶级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面对的敌人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得很清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按照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以及中共“一大”纲领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采取暴力革命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1930年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

　　可以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红军任务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对中共“一大”纲领的延续和具体阐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为谁而战？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里的“运动”，实际上指的就是暴力革命，用军事斗争来延续政治、消灭资本私有制，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动人民战争。毫无疑义，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深谙此理，强调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进行的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而且在战争中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同时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

　　（二）为什么要进行战争？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从政治上讲，“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以战止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人民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以及抵御外来侵略（如抗日战争），唯一的途径就是以战止战，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正如列宁所说：“暴力是社会主义诞生的必然伴侣”。

　　进入现代史以来，中国人民抗争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一致的，都是武装夺取政权，是由战争解决问题。

　　毛泽东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为了建立政权，实现政治理想。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朝代变更来看或者从西方国家的流血政变来看，战争都是为了政治，是政治延续的手段之一（虽然封建社会的战争不能称之为革命，但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政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共产党人要为中国的政治革命而奋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开始，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的红色武装割据、革命根据地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一直致力于探索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为此，这支军队是否讲政治，是否忠实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成败来说至关重要。毛泽东慧眼如炬，熟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观的基本原理，明确判断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本质，明白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规定红军不但是一支战斗队，同时也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革命政治所要求的其他任务。因此，只有完全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对官兵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的政治教育，才能最终帮助人民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建军的必然要求

　　古田会议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政治建军原则。这既是一个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观。政治建军，实质上就是在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下，充分发挥广大官兵的主观能动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一言以蔽之，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因为，不管任何时候，军队都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必然属于某一个阶级，是某一个阶级执行自己政治意志的暴力工具。为了让这个暴力工具牢牢为这个阶级服务，这个阶级必然要对其开展政治工作，把自己的意志灌输给它。

　　而单纯军事观点则与之相左。《古田会议决议》尖锐地指出，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队只是单纯地打仗的，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应该要军事领导政治。简单地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常常把军事理解为单纯的打仗，把政治理解为政府的各项工作。或者说，军事就是军队干的事，军队也只干这一件事；政治是政府干的事，政府也只干这一件事。军事不应该干预政治，政治也不应该干预军队，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可以说，这是典型的雇佣军思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原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是完全不了解战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并受政治支配的，而政治总是阶级的政治，是一定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面临着“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时候，阶级斗争就已经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了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建设国家政权。通过一系列的工农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已经变成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了。正如中共“二大”的最低纲领所明确，不但要民族完全独立，也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军事斗争不为政治服务，或者军事政治二者对立起来，甚至是由军事领导政治，长此以往，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军事斗争必将出现军阀化或军政府的倾向。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养成了“兵归将有、兵随将走”的军事领导传统。近代以来，各路军阀更是拥兵自重，彼此间争权夺利、混战不断，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废除军阀政治，改变军队作风，是政治建军最明显的成效之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型军事制度，彻底革除了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彻底走出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怪圈，军队自此以后真正成为了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实际国情下，政治建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必然选择和必然要求。

　　从现实意义来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军队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军队必须从属于、服从于政治的需要。纵观世界各国，大多是政党政治，军队服从政治，也就是服从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完全符合军队的政治属性。同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符合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从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到《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军队最高领导权。到1954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整个军事工作，我们党初步建立了与我国国体、政体相适应的军事领导制度。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进一步创新完善。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党的中央军委仍然作为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队，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的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国家对军队的领导融为一体。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使党在国家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的地位更加明确。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体现了执政必执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通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稳定。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轨道，这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听党指挥是我军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我军的命脉所在。这一条丢了，其他工作再怎么做，最终也会全盘皆输。”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正确选择、科学选择，是建军之本、治军之要、强军之路，保证了人民军队始终是我们国家的钢铁长城和中流砥柱，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遵循。

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过程

　　毛泽东是我们党探索和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的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结晶。他的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3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漫长的28年艰难曲折、激烈复杂的征途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指挥数百人的游击战争到统帅数百万正规军队的战争实践中产生、发展、形成和成熟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

　　从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进程上看，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使红军的建设完全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了红军建设的完整路线。从这个时期开始，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从游击战争逐步向正规兵团作战进行转变。所以说，古田会议是红军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14年，习近平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

　　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需要一个起点。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做起点，需要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斗争的历史脉络，这样才能得出完整全面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论断？因为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南昌起义之前，我们党对军事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经过北伐战争失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后才觉醒过来，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时才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此时，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领导武装斗争转变。井冈山时期的斗争，是促使这一转变的契机。毛泽东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成为了历史的向导和推动者。

　　所以，我们系统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应该把井冈山斗争作为起点。

　　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失败后保存的有限生力军在江西永新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设立党代表制度，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班设党小组”的方针。这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系统的最初组织形式，与旧式军队划清了界线，标志着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上井冈山后，由于初期没有大的战斗，红军的工作重心放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武装群众、建设乡村政权等方面，建立党组织和巩固革命基础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到了1928年，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的战斗力得到大幅提升，能够与国民党正规军进行作战，工农武装割据达到全盛时期，土地革命战争越来越深入，几次战斗下来，特别是五斗江、草市坳两次战斗的大捷，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随之应运而生，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应该说，这“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的伟大创造，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它在以后的军事斗争中得到逐步发展。

　　其次便是红四军下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前面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逐渐定型、成熟起来。但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辛曲折的。红四军下井冈山后，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越来越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产生了一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处理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激烈争论。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文中尖锐地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只可惜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认同。1929年6月22日，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延续如前的这些正确观点得到的支持依旧很少，甚至连前委书记一职也在会上落选。9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仍然没有解决建军原则问题。

　　收到中央“九月来信”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先是开展“新泉整训”，使红四军的思想认识达到高度统一；随后召开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找到了正确方向——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积淀凝聚成为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古田会议精神，凸显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精神内核，锻铸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军魂”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党魂”。

　　至此，在建军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毛泽东的完整的军事路线。这条路线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大”七次全会上作了一些理论概括：“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的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

　　综上所述，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将“单纯军事观点”列为首要问题来批判和纠正，说明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过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作者单位系古田会议纪念馆。本文部分图片来源网络）